易学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(中)
在艺术方面。易学文化对西方艺术与现代设计方面的深刻影响，将在以后专门论述，这里暂不赘述。太极图和八卦，河图和洛书，本身就是伟大的设计
易学把深奥的逻辑思维，图解成易于研究的形象思维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设计。据说如今的日本很时兴漫画书籍，就连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《台湾论》，作者小林善纪也是用了文字与图象的手法，企图争取更多的读者。这不能不说是借了中国易学文化的表现方法，来侮辱和挑衅中华民族。
历代说《易》者，不外乎义理、象数两途，义理是《易》的内容，象数是《易》的形式。先民们有了太极的概念，然后产生了太极图；有了阴阳的概念，然后产生了两仪；有了四时的概念，然后产生四象；上观天象，下看地理，又观察大地万物，近取法于人体的解剖图形，远取法于万物的各种形象，然后造作了八卦，又交叉重迭衍生六十四卦；又造作河图、洛书。《易经·系辞上》说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成大业。”所以说，以六十四卦为内容的卦象系统，以五行九宫为基础的河图洛书，都是易学文化的图象形式。卦画的最小单位是爻：“—”为阳爻，“--”为阴爻，阴阳爻、阴阳卦正是阴阳思想的符号化(线条符号)。太极图的黑白相间、首尾交合，正是阴阳对立统一、消长流行、互根互动的最佳图示(图形符号)。混沌之气——太极，于旋转中生出阴阳——两仪，阴阳于互动中生出四时——四象、八卦、六十四卦；五行于相生相克之中，演化出十分*真的河图；九宫于循环往复之中衍生出洛书。正是这种无穷变化，才启发了后人，不断地探索，不断地创造。我们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就是从这个让人无限遐想的太极图、无穷变化的阴阳爻、相生相克的河图、循环往复的洛书中，激发了灵感，产生了奇思妙想，于是就有了寓意深刻的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；有了美不胜收的中国古典建筑和园林艺术；有了精妙绝伦的中国民间艺术。看了汉代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，有谁不认为这两件科学仪器是两件堪称世界之绝的艺术设计作品，又有谁不认为其中蕴涵了中国易学文化的精髓。所以古代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都说：太极图本身就是艺术和科学的秘籍。
太极图被称为“中华第一图”。从孔庙到道观的标识物；从道教的服饰到游方术士的招摇旗；从中医、气功、武术及中国古典书籍的书刊封面、会徽、会标，到韩国国旗图案、新加坡空军机徽、玻尔的爵士勋章等，太极图无不跃然其上。太极图除了阴阳鱼图形外，还有五层图形(即“周敦颐太极图”)、空心圆图形、黑白半圆图形等等。阴阳鱼太极图，早期称作先天图、河图、先天自然河图、先天自然之图、古太极图等；五层太极图又称无极图、太极顺逆图、太极顺生图、丹道逆生图等。
关于太极图的起源，历来说法不一，有原始时代说，有太古洪荒说，有生殖器崇拜说，不一而足。宋朝的朱震认为，太极图是由五代末宋初的道教鼻祖之一陈抟传下，他在《汉上易传·进易说表》中说：“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，放传穆修，穆修传李之才，之才传邵雍。”但是陈抟的太极图是谁传的，他没说，但恐怕也不会是陈抟自己创造的，因为有无数的出土文物证明。台湾的陈立夫在《关于太极图的一些问题》中认为：“大陆先后所出土之古太极图，较《周易》及《乾凿度》之成书，尚早三、四千年。诸如陕西永靖所出土六千五百年前（伏羲时代）双耳彩陶壶上之双龙古太极图（藏瑞典远东博物馆），乃使用毛笔中锋所画，竟早于孔子四千年。又出土商代及西周之多件青铜器上，亦契有雌雄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。”陈立夫所称“双龙太极图”实际上就是华夏始祖“伏羲女娲交尾图”，陈立夫的说法比较科学，远古先民没有今天这样的科学手段，借助图象来推演天文地理、宇宙万物，那是十分自然的。至于陈抟，也许只是把太极图当成道教的标识物而已。
还有人认为太极图出于道教徒之手，是道教内丹学的产物。据说有人利用EF扫描技术，给进入气功功能态下的气功师作脑电图，并结合中医学和气功学有关记载，对气功师的脑电图进行了测试研究，发现大脑存在一个太极结构，以此证明太极图最早是人体气功功能态下内景感受(或内视)记录的丹象，也就是人体气功功能态下的脑电图。因此提出狭义与广义太极图之说，狭义的“太极图”(从它的原始起源的意义上说)是一张脑电图，广义的“太极图”(从它发现并描述了某种普遍的物质运动原理与结构的意义上说)是一种宇宙物质运动模型。也就是说，要想获得这种丹象——太极图，只有气功修炼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，否则就不可能获得。但是用什么来修炼呢，还得求助古人，丹家的经典《周易参同契》就说，修炼的理法依据仍然是《易经》的原理和《易经》的太极模式。也就是说，丹家内景感受(或内视)到的丹象，是在易理易法的指导下修炼出来的。无论是汉代的魏伯阳，还是以后的陈抟等道教徒，他们都得研习《易经》，不研究《易经》，就不能发现内景感受（或内视）到的丹象与伏羲八卦原理及图形相一致。
太极图产生以后，在流传的过程中，或配以八卦，或配以六十四卦，于是便陆续出现了“先天太极图”、“天地自然之图”、“河图太极图”、“洛书太极图”等各种不同名目的太极图。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：属于意义世界的太极图是以丹家内景感受（或内视）到的丹象为原形，以伏羲八卦方位为参照系，在《易经》原理的指导下画出来的。太极图产生以后，由于它具有与伏羲八卦方位图相同的宇宙意义，而其描述的简易性和生动性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，于是人们便用它来解说宇宙现象，从而使之具有普遍真理性和适用性。这种观点是否正确，留待专家去研究而后得出结论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太极图的创造者，或者叫设计者，一定是根据大量的资料和研究，在大脑里产生了某种图形，然后逐步加以完善，也许这种完善，不是一个人、一个时间内完成的。
河图和洛书的创造，更带有一种神话的色彩。传说，在伏羲的时代，有龙马出于黄河，身上的花纹恰如八卦，于是，伏羲就取法于此，创造了八卦。又传说，在夏禹的时代，有神龟出于洛水，背上有文字，大禹取法于此，创造了洛书。这当然都是神话故事，不足为凭，但是，也有可取的地方，那就是，任何创造——包括一个伟大的艺术设计作品，都离不开客观实践。无论从哪一个学科、哪一个角度，用什么样的手段去研究易学象数的起源，这些象数自身都是一件伟大的艺术设计作品。它们给我们艺术家和设计师以深刻的启发，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，离不开逻辑思维的指导；而理论创立的逻辑思维，在形象思维的表现下，将更加深刻。二者的结合，将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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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水术导引着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发展
在易学文化中，风水术对于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影响非常之大，上到皇家的宫殿和园林，下至民间百姓的茅舍庭院，都十分讲究风水，因此也就一代又一代地产生了无数的风水术士，同时也流传下来一部又一部的风水著作。不但对阳宅——活人的住房讲究，对阴宅——死人的陵墓也讲究。流传了上千年的《葬经》，几乎就成了“阴阳仙”（风水术士的民间称呼）手中的法宝。晋代的郭璞被后世风水家推为鼻祖，郭璞在《葬书》中对风水解释道：“《易》曰，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，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。”风水家认为，宅地或祖宗墓地的吉凶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导致住家或葬者一家，以及子孙后代的祸福。因此，反其道而行之，风水家可以通过仔细观察人家宅地或墓地周围自然环境的好坏，来推算住家或葬者一家的吉凶，这就是由风水术引发出来的相宅与相墓之法。先不论这种风水定吉凶的观点的非科学性，在风水术中，选择最佳自然环境为第一要义的观点还是能够为科学所接受的。
风水术在中国历史上不但很早就出现了，而且流传的十分久远。传说，“禹始肇风水地理、公刘相阴阳，周公置二十四局，汉王况制五宅姓，管辂制格盘择葬地”。那时，在国家的管理中，就有了专门官吏来管理风水。考证实际，至少在战国末年齐、燕一派的方士中，就已经萌生了风水的雏形。《水经注·易水》记载燕国宫殿兆遗址说：“一水经故安城西侧，城南注易水，夹塘崇峻，邃岸高深，左右百步，有二钓台，参差交峙，迢递相望，更为佳观也矣。”可见，择地筑宫，配合山水景观的建筑美学，在战国的燕国等地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。
帝王们是最重视风水的，据说秦始皇就非常相信风水，有方士对他说，金陵有天子气，将来必出王者。于是，秦始皇为了保住自己家的江山，就派遣“朱衣三千人凿方山，疏淮水，以断地脉”。按照风水家的说法，地脉一断，风水自然就遭破坏，天子气就没有了，王者也就不会出现了。当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，就和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之间展开了一场风水战。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动摇到明王朝江山的时候，崇祯就派出专人，跑到陕西米脂去挖李自成的祖坟，想借助风水的法宝，斩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蒸蒸日上的生气。李自成也有着与崇祯一样的风水观，当他的农民起义大军攻占了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时，李自成命令将士，一把火烧毁了崇祯祖辈的皇陵。结果，出于历史的巧合，崇祯自缢煤山，李自成兵败身亡。然而，断了金陵地脉的秦始皇，也没有使秦王朝逃脱二世而亡的命运；挖了李自成祖坟的崇祯，也没有挡住农民起义大军攻进北京城；烧了崇祯祖坟的李自成，也没有使大顺王朝成为历史上的一代霸主。
蒋介石也很迷信风水，当年为了尽快消灭日益强大起来的红军，就命令湖南军阀何键去毛泽东的老家韶山，挖毛泽东的祖坟。毛泽东和***，却没有学李自成，解放后还把蒋介石的祖坟整修一番。据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，有一次从美国入侵中国大陆的侦察机拍回的图片上，看到蒋家宗祠保护得如此之好，感慨万千，唏嘘不止。但是，挖了毛泽东祖坟的蒋介石，终于被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大众打败，而整修了蒋家宗祠的毛泽东，却依然成为中国人民最敬仰的伟大领袖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把风水术当作有关建筑学、规划学上选址、布局的生态环境学，于现代设计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